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郭英德老师讲三国演义(九):古今奸雄第一奇人——说曹操

2019/10/3 23:21:16发布153次查看
郭英德老师讲三国演义(九)
古今奸雄第一奇人——说曹操
何谓奸雄


前人在评价《三国志演义》人物的时候说:“刘先主奸而不雄,孙伯符雄而不奸,兼之者独一曹操耳。”(冥飞《古今小说评林》)他认为刘备是“奸而不雄”,孙权是“雄而不奸”,而曹操则是既奸且雄的奸雄。
汝南人许劭擅长于“月旦评”,他对曹操的评价值得我们注意。他当着曹操的面说:“子治世之能臣,乱世之奸雄也。” (卷一《刘玄德斩寇立功》)看来,一个人是能臣还是奸雄,并不取决于他内在的个人道德品质,而取决于他外在的社会政治处境。同样是曹操,同样具备超人的智慧和人格品性,但他可能成为能臣,也可能成为奸雄,这首先要看他身处什么样的时代环境。身处治世,他就是个能臣;身处乱世,他注定只能是个奸雄。现在他不幸处于汉末社会大动荡的乱世,所以时势造英雄,乱世造就奸雄。既然曹操可以是能臣也可以是奸雄,那么“奸雄”就不是一个贬义词,它跟“能臣”一样是个褒义词,至少是个中性词。
曹操是“雄”,是人中豪杰,但不是个“英雄”,而是个“奸雄”。这么来评价曹操,表现出中国古代在评价人物的时候往往看到他的双重性。《红楼梦》小说里,脂砚斋评语讲到贾宝玉,就认为他“说不得好,说不得不好”。就是你说他好,好像也不对,他有不好的地方;可是你说他不好,好像也不对,他有好的地方。咱们阅读曹操,也有同样的感觉。曹操是个非常可恶的人,痛恨他,咱们可以痛恨得咬牙切齿,恨不得“手刃此老贼”,把他杀了;但是你也会看到他有非常可亲、可敬、可慕的一面,也会非常佩服他,甚至佩服得五体投地,觉得如果能拜曹操为师,也不枉人生一世。
这种复杂的感觉,实际上是小说给咱们提供的。所以咱们阅读小说,阅读曹操,就得同时注意,“奸”和“雄”怎么在他身上组合在一起,构成了这么一个非常复杂的人物形象。
那么曹操这样的奸雄,有一个什么样的心路历程呢?
奸雄的品格:“心口如一之小人”
(一)奇特的出身
咱们先从曹操的出身说起。常言道:“龙生龙,凤生凤,老鼠生儿打地洞。”古人认为出身要决定人的命运的。
曹操的出身相当卑微,他的父亲曹嵩本来不姓曹,姓夏侯氏,为了巴结权贵,认了中常侍曹腾为义父,所以冒姓曹。这么说起来,夏侯渊、夏侯惇都是曹操的直系亲戚,是他的堂兄弟这一辈的。中常侍又叫中臣侍,是宦官名。宦官在朝廷当中,一方面地位很高,是皇帝身边的红人;另一方面地位又很低,是皇家的奴才。所以陈琳代袁绍写的讨伐曹操的檄文中,就说曹操是“赘阉遗丑”,即他是太监遗留下来的很丑陋的那么一种人。这是揭家底儿的话,一针见血,刺痛了曹操的自尊心。
曹操从来讳言他这种太监义子的出身,他标榜自己是汉高祖刘邦时期著名的宰相曹参的后裔。实际上他本家并不姓曹,但他偏要这么标榜,这真是拉虎皮做大旗,聊以自宽自慰。从这里也可以看出,曹操很看重自己的出身,他有一种强烈的自卑感。同时又有强烈的自尊心——我虽然出身不高,我的成份不好,但是我有本事,我要用自己的本事去改变我的社会地位。虽然曹参不是我的祖先,但是我可以借助于社会地位的提高,去接续这个祖先的家谱。
这是曹操的一种心态。正是这种心态,使曹操具有埋头苦干的精神、发奋进取的精神,也赋予他那种粗野质朴的做人作风。反正出身不高,我爱怎么做就怎么做,没有任何心理负担。
曹操既没有刘备那样高贵的皇族血统,也没有孙权那样显贵的贵胄祖先,他不过是一介平民,当然是攀附权贵的一介平民。这种特殊的平民出身和曹操独特的做人心态、独特的性格,是有关系的。
(二)故杀吕伯奢
在小说中,曹操第一次让人反感的行为,是杀吕伯奢(卷一《曹孟德谋杀董卓》)。这是曹操生平最可憎的恶行之一。
曹操行刺董卓未遂,逃离洛阳,仓皇避难。路上经过中牟县,县令陈宫敬仰曹操的这种敢于冒生命的危险去刺杀董卓的壮烈行为,非常佩服他,弃官跟随曹操逃难。曹操和陈宫逃到成皋这个地方,投奔曹操父亲的朋友吕伯奢。
吕伯奢也很敬佩曹操刺杀董卓的英雄举动,所以就热情地款待他,吩咐家人杀猪,自己亲自骑着小毛驴到西村沽酒。这在当时是很高的待客礼节。这时曹操惊魂未定,忽然听到庄后有磨刀霍霍的声音,心里怀疑,跟陈宫一起潜入草堂后,隔着板壁听到有人说:“缚而杀之。”咱们把他捆起来杀了吧。曹操心想,这不是要杀我吗?要把我捆起来杀了。所以他先下手为强,与陈宫拔剑直入,不问青红皂白,不管男女老幼,一概杀之,一连杀死八人。杀完以后一看,原来厨下捆的是一头猪,欲杀未杀,他才明白人家是要杀猪款待他。人家很热情地要款待曹操,把他当成贵客,结果他把人家一家人全给杀了。这个时候真是误杀,情急之下,曹操和陈宫只好连忙逃走。
途中,他们遇见兴冲冲买酒归来的吕伯奢。曹操先是把吕伯奢放过去,然后故意对他说后面有人来了,在他一转头的时候,曹操便一刀把他杀了。这个时候就不是误杀,而是故意杀人。所以陈宫责备曹操说:“知而故杀,大不义也!”你明明知道刚才是误杀了,现在却又故意杀了吕伯奢,这是违背道义的行为。
那么,曹操该不该杀吕伯奢?为什么?咱们评价历史事件可以有两个角度:道义的角度和现实的角度。道义的角度是一种道德审判。搁在道德审判台上,从道义的角度看,曹操杀吕伯奢的家人以后,又故意杀了吕伯奢,对父亲的朋友,对一位热情款待你的朋友,居然下手如此之狠,这是决不可容忍的。
但是站在另外一个角度看,曹操在当时那种现实处境下,他应该怎么做?他能够怎么做?这就值得考虑了。也就是说,当我们设身处地,在那种特定的处境当中,曹操正仓皇出逃,惶惶然如丧家之犬,这时他觉得任何一个人都有可能伤害他,因为正悬赏抓他呢,任何一个人都可能要了他的生命。这时候,他的保生、求生的意识是非常强烈的。杀吕伯奢的家人当然是无意的,是误杀,但是如果这时候不杀吕伯奢,从概率上来说他有50%的安全系数,同时有50%的不安全系数,这是肯定的,吕伯奢可能告他,也可能不告他。如果再考虑到感情的因素,吕伯奢回家一看,家里人都被杀了,吕伯奢出卖曹操的可能性还要更大些。而曹操杀了吕伯奢,就百分之百地能够保住自己的性命了。所以曹操做了一种很决绝的行为,但是这种决绝的行为背后,有他的现实考虑。
真正可恨的还不是曹操故杀吕伯奢,而是曹操做了这种大不义的事情,居然连一点羞愧之心都没有,还说出了这么一句千古名言:“宁使我负天下人,休教天下人负我!”连一向佩服他的陈宫,听了这句话,都觉得他是个“狼心狗行之徒”,弃他而去。
小说中的这段描写是有史实依据的。据《三国志》裴松之注引孙盛《杂记》,曹操杀了吕伯奢家人后,“悽怆”地说:“宁我负人,毋人负我!”“悽怆”二字传达出曹操杀人后的复杂心理。而小说删去“悽怆”的表意语,增添了“天下”的修饰语,更成为对曹操的诛心之论。
这句话的意思很明白,就是天下所有的人都不能辜负我,但是我可以辜负天下任何一个人。这样就把我和天下人搁在一个对立面。从这一点来说,咱们可以看出曹操性格中某种强悍的地方,他敢于和天下人为敌,这是曹操性格的一个突出特点。
再进一步,咱们还可以看到,如果别人做了故杀吕伯奢这样的事,陈宫这么一责备,他肯定要为自己的行为开脱的。他要辩解说:“我这不是故意的。我这不是为了逃生,没有办法嘛,我实在是迫不得已的,请你原谅我这一次。”别人总会辩解的,但是曹操却不辩解,他非常坦率地说出了自己做人的准则。
按照古人说的:“两句言语,教万代人骂道是:虽不流芳百世,亦可以遗臭万年。”(嘉靖本《三国志演义》注释引录后晋桓温的话)曹操说了这么两句话,就足以遗臭万年了。所以古往今来,谁也不会把这两句话大书成一副条幅,挂在自己的书房里,告诉他人这就是我的座右铭。但是曹操能这么做,他愣是公开地把这两句话作为自己的座右铭。
所以,跟一般的政治野心家相比,曹操的确与众不同。一般的政治野心家往往遮遮掩掩、欲言又止,隐藏自己的真实面貌,而曹操却敢于直言不讳地表白自己的内在心理,这也是曹操性格的一个突出特点。
李贽在评《三国志演义》时说得很有意思,他说:“天下人谁不有此心者,谁复能开此口乎?”(《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》第四回总评)这就是说,天下所有的人都会有这种心的,就是想着我最好把天下人全给亏待了,但天下人谁也不能亏待我,亏待我一点我都睚眦必报;但是我可以亏了别人,亏了别人我可以心安理得。天下人都有这种心,但是谁敢坦白地这么说呢?只有一个人敢这么说,就是曹操。
所以小说家评价曹操,说曹操是“心口如一之小人”。这与刘备“外君子而内小人”是判然有别的。曹操是小人,但是他心口如一。这使咱们想起《论语》里面孔子说的一段话:“君子坦荡荡,小人长戚戚。”现在曹操不一样,他是个坦荡荡的小人,他不是长戚戚的君子。他是个“小人”,但又心怀“坦荡荡”,这就构成一个矛盾的组合体,跟“奸雄”那个矛盾的组合体相类似。
(三)忌杀杨修
曹操这种“心口如一之小人”的奸雄品格,在忌杀杨修这一事件上也表现得淋漓尽致。
在小说中,曹操跟杨修构成一种很特殊的关系。杨修是很聪明的,也很有才华,他的聪明才华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并不比曹操逊色,也就是说杨修的智商决不会比曹操低。但是,为什么曹操就不能够始终如一地重用他呢?
曹操为什么会杀杨修?有人认为这是因为曹操忌才。小说中写了几件事情,突出地体现“奸雄端的忌聪明”,就是说曹操很忌讳像杨修这样太聪明的人。小说写了几个故事(卷十五《曹孟德忌杀杨修》)。
第一个故事就是曹操建一所花园,竣工后去视察,咱们现在建筑物落成后,领导也都得去验收、剪彩。曹操看了以后,一言不发,只在门上写了一个“活”字,背着手就走了。工人都不明白是什么意思,盖一座花园好好的,你怎么就写了一个“活”字,啥也没说?这个时候,聪明的杨修猜出来了,他说:“丞相嫌门修得太阔了。‘门’内一个‘活’字,不就是‘阔’字吗?”于是工人马上将门改窄了,又请曹操来验收。曹操见了,心里高兴,一问知道是杨修解的字,“虽面喜,心甚恶之”,口头上大加称赞,心里却很嫉恨。
又有一次,塞北进贡一盒酥糖给曹操,曹操看了,在盒子上竖着写了“一合酥”三个字,放在案头。曹操去睡觉,杨修就让大伙儿一人一口吃了。曹操睡醒以后,想吃酥糖,一看没了,就问怎么回事儿?杨修说:“丞相有命,盒子上写着‘一人一口酥’,我们怎敢违背丞相的命令呢?”曹操“虽大喜,而心恶之”,心里更加讨厌杨修。
终于有一天,曹操抓住了杨修的把柄。当时曹操进攻西蜀,跟诸葛亮的军队对峙很长时间,打也不是,不打也不是。打吧,打不过人家;不打吧,退兵很丢脸面,“怕蜀吴耻笑”。曹操心里很苦恼,“犹豫不定”,又不能跟人商量。正好那天晚上,做饭的厨师给曹操端来了一碗鸡汤,碗中有鸡肋,鸡骨头汤,挺好喝的。可曹操看了,“有感于怀”。这时恰巧夏侯惇走进中军帐,询问曹操当晚的号令,曹操随口就说:“鸡肋,鸡肋。”于是军中就以“鸡肋”为口令。
杨修见传“鸡肋”二字,便教随行军士收拾行李,准备归程。夏侯惇听说后,非常吃惊,连忙请他来问道:“公何收拾行装?”杨修说:“‘鸡肋’者,食之无肉,弃之有味。今进不能胜,退恐人笑,在此无益,不如早归。来日魏王必班师矣。故先拴束,庶免临行慌乱。”于是夏侯惇也命令他的部下收拾行装,其他将领也都纷纷准备。当天夜里,曹操心乱如麻,睡不着觉,绕寨私行。他见军士们都在收拾行装,连忙召见夏侯惇,得知这是杨修的主意,曹操非常恼怒,说:“竖儒,敢乱吾兵耶!”于是就把杨修斩首示众。
曹操为什么杀杨修?古人认为,这是因为杨修太聪明了,曹操平生为人,最嫉恨的就是太聪明的人,而且生怕别人比自己的智商还高。杨修比自己的智商还高,所以非杀不可。其实不然。我觉得,杨修这个人智商确实很高,绝对不亚于曹操,但是他情商不行。之所以情商不行,一个很重要的原因,就是他没有明白自己的位置是什么,没有处理好上下级关系。
咱们知道,作为下级,他的智商可能高于上级,但是在上级面前是绝对不能表现出高于上级所有的智慧、聪明。即使是你出的主意,你是首创,你也应该把它当成是领导出的主意,而且做得天衣无缝。何况是把领导心里想的事,还没有说的话,你就提前抖露出来,那是绝对犯忌的。
当然,曹操杀杨修,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,就是因为杨修辅助曹植。杨修的官职是行军主簿,是曹操手下的官员。他在曹操的两个继承人——曹丕和曹植中,选择了曹植。他为什么选择曹植?从某种意义上来看,可能也是揣度曹操的意思。
我们知道,曹丕年岁长于曹植。按照古人立嫡立长的传统,曹操的继承人理应是曹丕,而不是曹植。但是曹操本来就是非同寻常的人,他不按一般的规矩去做,他要凭借自己的头脑,做出自己的选择。为了考验这两个儿子的为人处世,曹操出了一个很损的招:一边公开下令,让曹丕和曹植各出邺城城门;一边又暗中下令,不许守城的人放曹丕和曹植出城。这时候曹丕先行一步。有的时候做事情千万不能抢先一步,你不妨滞后一步,先看看别人是怎么做的,再决定自己该怎么做,这样更保险一些。曹植的智商高,他不急着抢头功,他想先看看曹丕是怎么做的。而曹丕性子急,先要出城去。守城的极力阻挡,曹丕没辙,只好打道回府。
曹植听说后,赶紧请教杨修。杨修说:“世子今奉王命,如有阻当者斩之。”于是曹植到了城门边上,守门人照样拦着不许他出城,他挥刀把守门人杀了,就出城去了。曹操得知情况,非常高兴,认为还是曹植厉害。所以你可以看到,曹操自身是个奸雄,他衡量人的时候,不是看你的道德怎么样,人品怎么样,他是看你的奸诈怎么样,权术怎么样。看你能不能使奸,能不能使诈,能不能用权,会不会用权,所以他对曹植的做法非常赞赏。
不过他一打听,这又是杨修出的主意。你不忠于我,你就是背叛我;你今天可以背叛我,你明天照样可以背叛我的儿子——曹操是按照这个逻辑来推理的,这是奸雄的推理方式,跟常人不一样。他不相信杨修现在忠于曹植,就会一辈子忠于曹植。更何况,杨修还常常在幕后献策,帮助曹植对抗曹丕,赢取曹操的宠爱,而且屡屡奏效。曹操听说后,大怒道:“匹夫!安敢交媾吾儿,以侮孤耶!”你居然敢玩弄我于股掌之上!这时杀杨修之心就更为强烈了,只是因担心将士议论,多次隐忍不发。后来有了“鸡肋”事件,杨修刚好撞到枪口上,当然必死无疑。
由此可见,曹操“忌杀杨修”,在“忌才”的表象之内,隐藏着的是一种深沉的政治考虑:既有对曹植网罗人才、结党营私的警惕,也有为曹丕顺利接班、扫除障碍的目的,而更重要的,是对杨修不忠于己,胳膊肘往外拐的惩罚。这不也是“宁使我负天下人,休教天下人负我”的表现吗?
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,曹操的确是深谋远虑的。他不轻易地去杀一个人,他杀一个人,必定有他的特殊的理由。这个理由,可能不符合道义准则,但是肯定符合现实准则,而且也符合奸雄的人生准则。作为一代奸雄,曹操信奉的是“宁使我负天下人,不教天下人负我”的人生准则,你不能负我,即使你是我的亲信,你是我的重臣,你也不能负我,这条准则是铁打不动的。
文章来源 | 公众号:京师文会
作者简介
郭英德,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,从事古典文学研究,在戏曲小说、散文史、古典文献、学术史等方面卓有建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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